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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

[ 录入者:快速论文网 | 时间:2008-09-19 23:22:41 | 作者: | 来源: | 浏览:1625次 ]

 内容提要:当我们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全球性的语境中,就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边缘化的现实,看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感受到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学/文学批评/边缘化

   无疑,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构成,到当代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世纪里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篇章。但是,当我们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全球性的语境中,就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边缘化的现实,看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感受到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

  一

  事实上,一种文化一旦处于边缘,便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虽然这种文化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己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往往成为被忽略乃至被淹没的“少数者”声音。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鲍尔吉·原野、江浩、白雪林、郭雪波、邓一光,维吾尔族的阿·吾铁库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祖农·哈迪尔、柯尤慕·图尔迪、祖尔东·萨比尔,壮族的韦其麟、陆地、华山、韦一凡、冯艺、鬼子,藏族的饶阶巴桑、伊丹才让、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白族的晓雪、景宜,满族的老舍、柯岩、胡昭、舒乙、叶广苓、赵玫,回族的高深、张承志、郭风、霍达、石舒清、马瑞芳,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禄琴,土家族的孙建忠、李传锋,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达斡尔族的额尔敦扎布、孟和博彦,纳西族的杨世光、沙蠡,瑶族的蓝怀昌,苗族的向本贵等等。这些作家在诗歌、小说、散文等领域创作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作品,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特别是当我们把这些作家的作品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和积累的一种范本,还原于它们所属的民族文化系统和民族文化语境时,许多在主流文化语境或他者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不被注意的文化价值便会立即凸现出来(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文本只有在自己的文化系统或文化语境中,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才能得到完整的呈现)。

  但是,当我们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的语境下,便不难发现: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各少数民族文学受民族文化传统、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仍然处于各自为战的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状态之中。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学间的交流也非常缓慢,各少数民族文学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文学理念,更没有形成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整体上的强势。因此,当某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产生较大反响的作品时(如阿来的《尘埃落定》、赵玫的《从这里到永恒》),我们很少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收获,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高度来界定其意义,而仅仅将之视为某个民族文学的收获,因此,其所具有的改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弱势和边缘地位的意义和影响便被大大削弱和降低。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取得最初的成功后,不但没有认真思考和认识民族文化和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创作成功中具有的重大作用,从而在接续下来的创作中进一步强化,反而忽视了自己在作品中鲜明的民族身份。特别是在跻身于主流文化后,有些少数民族作家丢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而使他们作品的民族性逐渐消失,如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后期以《大漠狼孩》为代表的沙漠小说。虽然这些作品表现的依然是他所熟悉的民族生活,但郭雪波已经不是从原有(如《沙狐》)的蒙古族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审视,而是从湮没自己的那个文化系统,或者从主流文化价值系统的需要出发来进行展示,因此,他的小说虽然可以被冠以“生态文学”的美称,但却远离了自己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系统。所以,对于这一类作家来说,民族仅仅具有符号的标记意义,而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的指示功能,其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作用便可想而知。

  来自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弱势和边缘化现状的客观原因,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内部的诸多原因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处于一种弱势和边缘的地位。这种弱势和边缘地位不仅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对外阐释受到阻碍,而且也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与主流文学和主流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中处于被误读的尴尬处境。

  我们知道,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应该是一种双向阐释和平等对话的关系。但是,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强势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或者边缘文化居高临下的阐释。由于这种阐释是从强势文化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出发,而不是从所解读和阐释的对象自在的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出发,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误读。

  可以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就处于强势话语居高临下的阐释和误读之中。

  以蒙古族当代文学为例。50年代,以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朝克图纳仁、朋斯克、扎拉嘎胡为代表的小说家们,用自己的创作向人们展示了内蒙古草原文化,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得到文坛的广泛赞誉。客观地说,在当时,这些小说在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与同时代汉族作家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是,人们对这些小说艺术形式上的缺陷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原因一是蒙古族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本来就处于被同情、被宽容的弱势和边缘地位,二是这些草原文化小说表现出来的陌生化的异质文化风景满足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期待视野。人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小说的艺术形式,而是这些小说中的另类文化景观——草原文化的特征、草原自然风光和蒙古族特有的民俗等等。

  再如,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的幸运者的乌热尔图,他的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与其说是这些小说的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倒不如说是他在作品中展现的鄂伦春原始形态的文化景观满足了主流文化对鄂伦春原始文化的陌生化期待视野。因为,对于一个依然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之中的民族,其文化的边缘和弱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却产生了利用现代主流话语系统进行创作的作家,而且他的作品展示了地地道道的鄂伦春原始文化的陌生图景。

  作者的民族身份以及小说中的文化景观在某种程度上比他的小说本身更加具有吸引力。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但可以接受他的作品,而且,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会原谅他们作品表现形式和创作理念上的某些不足。因为,对于主流文化和“他者”的阅读期待来说,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毕竟是一种异质文化,虽然这些文化处于边缘,但大都有自己的传承历史。有些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强势文化的历史记忆,如蒙古族文化、契丹文化、藏族文化、满族文化、回族文化等等,这些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刺激着主流文化的心理,使他们对这些文化的发展史以及这些异质文化的本真形态产生强烈的解读欲望。而正是这些民族作家极具民族特色的创作满足了“他者”对边缘和弱势文化陌生化的期待视野。

  事实上,一旦文学阅读进入到符号下面的文化层面,特别是当阅读进入到从一个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的“锁孔”来审视另外一个文化系统时,误读便不可避免。对于与主流文化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前状况来说,误读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民俗的误读上。

  我们知道,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任何一种民俗,都是这个民族审美心理和生命情志的物化形态。在一个民族的民俗中,我们能较清楚地看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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