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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何心隐世俗化的儒学政治思想

[ 录入者:快速论文网 | 时间:2008-09-19 23:19:46 | 作者: | 来源: | 浏览:1566次 ]

王艮及其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色,在于其以阳明心学为契机,将儒学由庙堂之学变而为民间之学、由经院之学变而为大众之学(1)。兹从政治思想史角度对王艮、何心隐的世俗化儒学思想予以论析。

王艮(1483—1541)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他出生于黄海之滨一个世代灶户之家,是由经商(贩盐)致富而治学的布衣儒者。他27至37岁,自学10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38—46岁,他师事王阳明。王艮从学王阳明期间,他们师生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始终未能消除,以至王艮“时时不满其师说”(2),“往往驾师说之上”(3)。嘉靖八年(1529),王艮在会稽会葬王阳明,“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4)。此后,他定居于家乡,开门授徒,“自立门户”,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泰州学派。

从政治思想上看,王艮最具新意和特色的是提倡“百姓日用之学”。在王艮看来,“百姓日用”是“道”的中心内容,也是检验“道”的标准。“圣人之道”亦频以“百姓日用”为旨归。他说:

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

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5)

这样,王艮便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将“凡”与“圣”沟通了起来。

王艮早年长期贫穷的生活经历,使他认识到摆脱贫困是“尊身立本”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他的“百姓日用之学”虽亦有道德精神的内涵,但更蕴含了人最起码的物质生活需求。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夫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6)。基于这种认识,王艮把理学家视为“人欲”的许多活动都纳入“百姓日用之学”中,如他不反对贫而仕,甚至认为举业也未可尽非。说:“知此学,则出处进退各有其道。有为行道而仕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有为贫而仕者;为贫而仕,在于尽职,会计当,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学者批摘举业之学,正与曾点不取三子之意同。举业何可尽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7)。他更极力反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修养方法,“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结合现实社会生活去启发人们认识自我固有的价值,做到自尊自信、自由自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使心体永远保持活泼愉悦的状态。这使他的思想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后学对之予以进一步发展,而使儒学更加世俗化,如何心隐以“物欲”为人的自然本性,李贽倡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8)。这种思想对下层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遭到正宗儒家学者的排斥和抨击,顾宪成即曾指出:“(何)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9)。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还包含发展平民文化教育,提高普通民众精神生活水平的要求。王艮认为:“夫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谓圣;知不善之动,而复焉执焉之谓贤。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一知一觉,无余蕴矣。此孔子学不厌而教不诲,合内外之道也”(10)。“圣人”的责任就在于“以先知觉后知”,使“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11),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会理想。王艮终其一生始终以“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12)作为讲学传道的宗旨。他的学生中,虽也有象徐樾那样的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林春出身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乃陶匠等。这种百姓日用之学,显然同讲求经典的正宗儒学大异其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打破“经生文士”垄断文化学术的意义。

王艮与王阳明在思想体系上有同有异。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世俗化。他的某些观念经过一定改铸后,可以被不同政治倾向的思想家所利用,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何心隐、李贽等就是在王艮学说影响下向“异端”发展的。但在基本政治价值观上,王艮与王阳明并无根本分歧。在王艮的思想体系中,“圣人之道”和“百姓日用之道”是同一的,道、中、良知、性是同一概念,所谓“百姓日用之学”或“百姓日用之道”,无非是着重强调平民百姓也有天赋良知,即“良知天性,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13)。这不仅和王阳明的观点几无区别,而且同鼓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孟学派亦无原则差异。“百姓日用之学”的社会政治内涵仍然是宗法化的社会——政治伦理。平民百姓举手投足之间,凡不符合宗法伦理的,就不是“良知”或“道”;至于“愚夫愚妇”若“伤风败俗”、“贼君弃父”,就更不是“道”了。王艮谓:“穷乡下邑,愚夫愚妇,又安知所以为学?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14)。王栋对之解释得更为明晰:“君子谓‘百姓日用是道’,特指其一时顺应,不萌私智者言之。”在百姓是,能与之“冥然暗合”的几率并不高,且往往转眼间,“忽入禽兽之域而不自知也。故与道合才什一,而背于道者恒什九矣”(15)。这大体是符合其师之旨的。

何心隐(1517—1579年),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州(今江西吉安)人,著作传世颇多,今有容肇祖先生汇编《何心隐集》(16)。

何心隐嫉恶如仇,富有个性。嘉靖二十五年(1546),江西省试,高中榜首。他仰慕王艮“良知之学”,师事王艮再传弟子颜钧,从此不图科举。三十八年(1559),因写信讥讽邑令强征赋外之税,身陷囹圄,经友人营救获释。翌年北上京师,积极参与参罢权相严嵩的活动,招致权贵忌恨,被迫更名改姓,南下避祸。万历年间,张居正禁毁私学。何心隐特撰《原学原讲》,与之针锋相对,力倡“必学必讲”,并“讥切时弊”,指斥张居正专政,遂被权贵诬为“妖人”、“奸犯”,遭到缉捕,惨死狱中。

何心隐的思想深受王艮、颜钧等人的影响。颜钧(1504—1596年),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江西永新人。他师事王艮高足徐樾,并曾聆教于王艮,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他盛赞王阳明、王艮,谓:“我朝天道中兴,阳明唤醒良知,开人心目,功同东日之启。继承心斋,洞发乐学,丕振大成”(17),又超越理学道统,自命为孔子的正宗传人。颜钧继承发扬泰州学派传统,大力推动儒学的世俗化,在理论上进一步发挥心学的“御史造命”、“自我主宰”、“人人君子”的思想因素,提倡人们在“内在良知”上的平等(18)。何心隐沿着这种思路继续向前推进,以“师友”说论证君臣父子、士农工商在道德人格上的平等。这类思想在儒学主流派看来实属“小人之无忌惮”,黄宗羲也认为泰州学派“传自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19)

何心隐从“万物一体”的命题出发,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过分强调亲疏贵贱这分或上下尊卑之别。他说:“仁无有不亲也,惟亲亲为大,非徒父子之亲亲也,亦惟亲其所可亲,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则亲又莫大于斯。亲斯足以广其居,以覆天下之居,斯足以象仁也。”“义无有不尊也,惟尊贤之为大,非徒君臣之尊贤已也,亦惟尊其所可尊,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尊,则尊又莫大于斯。尊斯足以正其路,以达天下之路,斯足以象义也。”(20)在他看来,“亲亲”、“尊贤”固然重要,但“亲亲”不能只限于亲自己的亲人,而应亲所有的人,才“足以象仁”;“尊贤”也不能只限于君臣,而应尊敬所有的人,才能“正其路以达天下之路”,“足以象义”。总之,做到“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21),即以“亲亲”、“尊贤”为起点,达到彼我无间、人己一体,这就是何心隐理想的最高道德境界。

依据这种思想,何心隐对传统的“五伦”关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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